消費社會#6 大塚英志與東浩紀的真正差別
前一篇提到，「資料庫消費」與「物語消費」最大的不同在於：前者認為我們這個社會已經進入後現代，而後者認為我們根本正在「現代化」當中。
最能代表這點的就是我在這篇最後提出的區分。若將整體社會分成「大物語」的creator與user：
大塚英志是在強調所有人，甚至連內容生產者都已經是user，只有掌握版權的大公司／國家規模的權力集中者，才能成為creator。
東浩紀是在說這個世界已經沒有creator。所謂的create行為將被「技術」所取代，由資料庫自動生成更新，所有的人類都只會是user。
（我個人目前的未來預測則是大塚英志跟東浩紀的綜合體——AI成為creator，但會有個新興階級，也就是掌握AI的資本家=owner，而所有人只會是user）
關於消費行為，兩邊對消費社會的未來預測是一致的：社會將進入「總消費者」時代，只是兩人態度有些不同。
大塚英志在《物語消費論》（1989）所預測的是，生產與消費將會一體化，最終不會再有生產者，只有親自生產、消費商品的消費者，以及動員消費者，使整個系統得以持續運作的平台持有者（也就是上面所說的owner）。
大塚英志（2004）的態度最微妙的地方是，他一方面承認這整套動員體制、權力系統，是沒有權力中心的。用他的描述就是，法西斯並不是一個至高權力者從上到下進行管理，而是民眾各自發揮自身權力，自發地想像，所形塑的一套權力系統。最上位的「獨裁者」只是被拱出來的「偽王」。
從這點來看，大塚英志的立場似乎完全符合所謂的後現代思想的看法。
然而與此同時，他又不斷強調權力者如國家政府、持有版權的大公司、管理網路環境的平台，既扮演了這整套無中心的權力系統的owner，同時又有實質的能力去帶風向、創造新的大物語。也就是有能力去create。
他更強調，如果我們無自覺的放任這套權力系統繼續集中，又不去對這些平台的owner咎責，要他們擔負應有的責任──那麼到最後，這整套法西斯體制將會真的成真。平台owner將會真正成為creator（神）。
所以大塚英志的立場是我們「正在現代化」，後現代思想認為現代已經結束的樂觀看法，根本就是錯的。
至於東浩紀的立場，一貫是探究資訊社會中自立且自我再生產的資訊網絡，將如何影響人類社會。
以他最近的書《訂正可能性的哲學》為例。他要反駁的是最近流行的，他稱為「人工智能民主主義」的想法：以人類有限的能力無法做到最完善的自我治理。為了守護民主主義，反而應該要引入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的幫助，才可以迎向更好的未來。
他先重新檢視盧梭的「公共意志」概念，指出我們應該反過來看──並不是社會形成共同體、簽訂社會契約而形成「公共意志」；而是我們先被迫（盧梭是位自然主義者）誕生於社會（共同體）當中，才回溯性地成立社會契約，才有了「公共意志」。
這樣的公共意志，既然永遠是當下才事後回溯追認的，就應該要保留「修正可能性」，不斷地動態回顧、檢討修正。
「人工智能民主主義」透過大數據所形成的自我治理、公共意志，既然總從既有數據中推測得出，就無法自帶「修正可能性」。系統只能透過「我」這名個體的既有斷片資訊，再透過整體趨勢做出預測。但這些預測無法代表「我」這個人。因為「我」既然活著，就永遠有可能改變、自我修正，這才是人之主體性所在。
東浩紀對科技資訊社會下主體性的悲觀態度一直都在，例如《動物化的後現代》論及後現代的消費者受到對資料庫的慾望驅使，喪失人的意義（主體性）。或是其未出版（全文已上傳）的姊妹篇《情報自由論》，認為我們將進入「情報監視社會」（藉由購物履歷等斷片資訊，全體監視全體，機械監視機械）。
（除了2010年代前後他曾經有個奇妙的反轉期，從全然悲觀跳到全然樂觀。《一般意志2.0》中提議我們可以利用新興科技形塑「公共意志」，恰恰就是他後年在《訂正可能性的哲學》中反對的立場）
也就是說，從東浩紀的態度可見，「資料庫」這個比喻既然可以連結到符號系統自人的共同體想像分離，自成一套獨立且能自我再生產的體系的狀況，那麼在「資料庫」的〈物〉的網絡影響下，人的主體性應該何處安放？這就是「資料庫消費」理論的終極關懷。
東浩紀在《訂正可能性的哲學》最後意外走回了「結社主義」的老路數，也就是藉由社會裡無數的小小的共同體來「眾聲喧嘩」（巴赫汀）以抵抗社會的集體性。這基本上跟之前整理中貞包英之的想法差不多了。
- 貞包英之的理論是在強調消費者既是user也可以是creator，這個create行為是屬於「我群」（社群、次文化）的，用以抗衡整體社會。
我覺得東浩紀思想裡有個弔詭的矛盾：既認定社會已經進入後現代，卻始終保留對現代性的危懼／希望。
綜上所述，大塚英志、東浩紀都認為社會將進入「總消費者」的時代，人透過生產＝消費眼前的小物語，得以同時生產＝消費背後的資料庫。
前者更強調消費者會主動去想像、填補物語的空白。後者則更強調消費者被動接受資料庫給定的碎片化慾望。
但前者重視的是消費者的主動性（例如二次創作）將如何反過來為體系所動員利用。後者重視的則是消費者在破碎的被動狀態中應該如何找回主體性。例如誤投、偶然、闖入異地、稼接等手段產生出的擬似主體性，究竟能否成為缺失主體性的當代人的救贖？
因此，他們都認為此時消費者，也就是人，其主體性已經面臨危機，被折損甚至剝奪。
但關於人的主體性的危機來源為何，前者控訴的是「資料庫」作用的場域＝平台的管理者將帶領社會走向極權，後者思索的是受「資料庫」專斷的人該憑藉著什麼活下去。